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1884-1975）对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的译介，一直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譬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钧老师就曾专门撰写文章详尽梳理此中经过。究其原因，一方面《古史辨》的出版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其影响持续且深远，而外国学者的积极评价对顾颉刚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另一方面，对该书的节译对恒慕义本人更是意义重大，他凭借译文——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being the preface to a symposium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ku shih pien）获得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博士学位，1931年此文作为该校汉学研究书系（Sinica Leidensia）第一种正式出版，并由此确立其汉学家的地位。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恒慕义对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的译介

顾钧老师在其大作《顾颉刚与美国汉学家的交往》中写道：“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顾颉刚曾就《自序》的翻译给恒慕义写过信，但这些信件均没有收入已经出版的《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估计在多次动荡中已经丢失，这是十分可惜的，否则我们可以知道两人交往的更多细节。”（《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147页）此说并不十分准确，美国藏有恒慕义较为大宗档案者有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为搜集袁同礼先生的史料，笔者数年前曾联系以上三家学术机构并申请扫描可能与之相关的文件。哈佛大学图书馆特藏中有恒慕义的部分档案（Arthur W. Hummel, Sr."s archives, box 2），其中保存了1928年2月2日顾颉刚致恒慕义的信，该信与翻译《古史辨》密切相关，查《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全集补遗》（中华书局2021年版）的确均未能收录。现特将信文转录，供学界利用，其中标点格式遵照原样。

贞文先生：

不通信者近一年，知道先生已回美国了。想起居安好，为念。我去年从厦门到广州，在中山大学里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因为兼在文科里教书，又在图书馆里管理中国书，事情忙得很。心里想作的文字，没有一篇是作成的。现在寄上我们出版的两种周刊，请先生批评。

前天接到冯友兰先生来信，知道先生要把我的古史辨翻为英文本。先生的好意，我感激得很。只是我的书不过是些零碎材料，未经编成系统，译出来后，欧美人高兴看吗？我的意思，最好请先生选了译，错误的和不重要的地方就可不译，总要使得欧美人看了懂，看了有兴味，不必保存原书的形式。先生如果赞成这个意思，请先生随意译，就是把它缩成小册子也无不可。

先生要求我勿许他人再译英文，自当照办。版税一事，随先生定好了，我决不计较。

古史辨的自序中有两处错误，今另纸写出，请改正。

古史辨第二、三册的稿子已豫备好，因为广东印刷不好，所以没有印。今年暑假当回北京，届时便都可出版了。

我们的两种周刊，如有人要，请写信告我，当即寄赠。

敬祝安好！

顾颉刚上

十七年二月二日

自序十九页十三行

“现圣会”当作“贤圣会”。五方贤圣即五道神，是巡查五方的神道。贤圣会是迎五道神的赛会。

又七十一页十三行

“阎罗”系“阎魔罗社”（Yama-raja）之缩写，不因“尼罗河”（Nile）来。

这一段中须删去几句。

1928年2月2日顾颉刚致恒慕义的信

此信被顾颉刚记在2月1日，日记原文为“与恒慕义书，劝其节译《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为欧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顾颉刚日记》第2卷，130页）。由信文字迹推断，该信应为他人誊抄，字迹甚为工整，想来为了使恒慕义阅读方便顾颉刚特请人将2月1日原稿抄录一遍，但落款处及补语则为其亲笔书写，为了表明真实性，还特意钤了名章。“前天接到冯友兰先生来信”，在顾颉刚日记中记于1月28日，原文作“芝生来信，谓横木椅君回美国后，拟将《古史辨》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顾颉刚日记》第2卷，128页）。“贞文”即恒慕义的中文表字，顾颉刚在其1925年日记结尾处的通讯录中，便标记了恒慕义的英文名和中文字号（《顾颉刚日记》第2卷，698、701-702页）；“两种周刊”应指《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民俗（周刊）》，均于1927年11月创刊，前者原题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后者原题名为《民间文艺》；Yama-raja应为对梵语यमराज的转写。

顾颉刚在信中提及的两处错误，恒慕义则并未在译文中予以订正，仍按照《古史辨》第一册原貌。第一处原文为“在十五岁的时候，有一种赛会，唤做现圣会，从乡间出发到省城，这会要二十年一举”，译作When I was fifteen years of age, there took place in our community a religious festival which was held only once in twenty years and was called Hsien Shêng Hui，并加脚注“现圣会one of many folk gatherings in which different villages, guilds, and religious societies compete,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community”。第二处原文为“但阎罗王也不是印度所固有，乃是受的埃及的影响。阎罗王大约即是尼罗河（Nile）之神乌悉立斯（Osiris）”，译作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Yen Lo was not originally an Indian divinity, but was derived from Egypt – probably from the Egyptian Osiris who flourished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Nile，并加脚注“阎罗, the Hindu Yama”。这种照旧的译法，则着实令人费解，因该信前后五页均被完整保留至今，并无遗漏补语的可能；而且此信写于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正式出版前三年，恒慕义在收到信件后有充足的时间调整译稿。笔者认为较为可能的缘由是，恒慕义希望保留《古史辨》的原貌，即与中文本保持绝对一致。

顾颉刚信中提及的第一处错误

顾颉刚信中提及的第二处错误

但无论怎样，这份信的留存对今人了解顾颉刚就《古史辨》外译一事的态度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更为进一步搜集顾颉刚的佚信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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